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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操手下的人才待遇如何?对功臣都是加官进爵

2020-08-26 00:02:59 来源:文史百科

  在历史长河中,曹操可以说是很出名了,那么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?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。

  纵观东汉末的曹魏建国期间,从建安元年的立国之始,到建安末年的立国完成,食封制度,贯穿始末。所谓食封制度,是封爵制度和食邑制度的统称。封爵制度,顾名思义,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爵位封赏制度;食邑制度,则是支撑封爵制度的具体内容。曹魏建国期间的食封制度情况,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,紧密相连。

  曹魏建国时期的封爵制度包含三个维度:爵位名称、爵位级别、爵位序列。爵位名称,以地名为名;爵位级别,为臣者有列侯和关内侯两类,列侯又包括乡侯和亭侯两类;爵位序列,则有公、侯两类。

  例如,曹操曾被册封为费亭侯,其中,“费”是地名,是爵位名称的由来,“亭”是根据行政建制级别(州、郡、县、乡(丘)、亭)得来的爵位级别,“侯”是爵位序列,“亭侯”往往放在一起,作为爵位级别和爵位序列的合称,形成一个语意上的整体概念。又如,曹操后来被册封为魏公,其中,“魏”是地名(一个由十郡组成的广大地区),是爵位名称的由来,“公”是爵位序列。

  而食邑制度,则包含两个维度:食邑数量、食封收入。食邑数量,以“户”为单位;食封收入,是指受封之臣从其食封得来的具体收入,其来源包括与户口挂钩的“田租”、“户调”和“钱”。例如,夏侯惇曾被册封为高安乡侯,食邑数量七百户,其食封收入,便是这七百户百姓一年之内上缴的商品税(钱)和实物税(谷物、绢、棉)之总和。

  曹魏时期的食封制度,沿袭了汉朝的“统一拨款制度”。具体来说,受封之人每年的食封收入,从朝廷中央统一划拨。其食邑数量和食封地点,只是象征性的。

  曹魏政权第一位受封者,自然是曹操本人,而他的受封,受之于东汉王朝。建安元年(196),东汉王朝册封曹操为费亭侯。

  建安元年……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,夏六月,迁镇东将军,封费亭侯。

  东汉王朝对曹操的册封,与他的作为有关。从中平六年(189)冬天曹操在陈留郡己吾县起兵,到他被册封的建安元年,其间七年,曹操颇有功劳。董卓荼毒关内时,是曹操首举的义兵,“兵者,凶事也”,敢为天下先,在任何年代都不简单;十一路诸侯共讨董卓时,曹操势力很弱,但也只有曹操、孙坚和王匡,与董卓军队真刀真枪的干过,其余声势浩大的诸侯们,都是苟且一隅,坐山观虎;黑山贼侵犯冀州魏郡和兖州东郡,对东汉王朝的心脏司隶构成严重威胁时,又是曹操挺身而出,为汉室摆平叛乱;而青州百万黄巾被曹操收编,更是为苟延残喘的汉室注入的强心剂。曹操受封,实至名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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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即便曹操功劳颇大,汉室册封他为费亭侯之用意,仍然值得推敲。费亭侯在曹家,不止曹操一位,曹操祖父曹腾,就曾被汉桓帝册封为费亭侯。曹腾是东汉晚期一位大宦官,但这位宦官,并不坏,他“历侍四帝”,颇有功绩。若非东汉末年宦官名声尽坏,曹操也不至背着“赘阉遗丑”的包袱数十年。汉室将曹操祖父的爵位册封给他,意味着仍将曹操视为“爵位承袭之人”,这意思明白:虽然您曹操颇有功劳,但朝廷对您本人的能力,还不能完全认可,因此让您承袭祖上爵位。而东汉朝廷这么做,或许还有深意:让曹操承袭宦官之爵,从而进一步打压他当时并不怎么好的名声。

  但不久后,朝廷就对曹操加爵了。建安元年(196)秋天,刚受封费亭侯三个月的曹操,被汉献帝册封为武平侯。这次册封,也是朝廷以官方名义,认可曹操作为的一次册封。武平侯,是汉室宗亲刘璜曾经受封的爵位,将汉室宗亲的爵位赐予曹操,意味深长。如前所述,曹操起兵初期,长期被身为宦官之后的阴霾笼罩,袁绍和袁术,都曾揪住曹操这一痛点反复攻击。东汉朝廷用汉室宗亲的王爵爵位册封曹操,在淡化曹操宦官之后身份的同时,更把曹操看成了“自己人”。

  建安元年九月,车驾出嬛辕而东,以太祖为大将军,封武平侯。

  同理,东汉朝廷对曹操的这次册封,也要结合曹操当时的作为来看。曹操被册封费亭侯不到一个月,当时的军阀杨奉与汉献帝同在洛阳,名为辅佐,实为裹挟。曹操不失时机地进入洛阳,赶走了杨奉等人,“保卫了京都,保卫了汉帝”。而朝廷对曹操的册封,正是由于曹操这一次“保卫”之功。

  曹操两次受封食邑的数量,史料没有明确记载,尤其是费亭侯。对于武平侯,可从侧面推敲一二。建安十五年(210),曹操在《自明本志令》中曾说自己:

  封兼四县,食户三万……今上还阳夏(县)、柘(县)、苦(县)三县户二万,但食武平万户。

  这里,曹操明确说自己在武平县的食邑数量是一万户,这说明当初汉献帝册封他武平侯时,食邑数量也当在一万户或以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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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曹魏政权中,自曹操本人以下的册封,始于曹操在建安三年(198)讨平吕布后,册封吕布故将张辽为关内侯。从这时起,到曹操离世(220),曹魏政权的食封制度在整体上呈现两个特点:其一,食封力度收紧;其二,制度重“搏获之赏”远胜“指纵之功”。造成这两个特点的原因,其一,是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经济下滑;其二,是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导致的武官比文官更受重视。

  食封力度收紧

  从食封力度看,曹魏建国期间(196-220),始终保持紧缩。这一时期,曹魏的封爵总数,不过几十人,食邑户数,亭侯多在二百户到千户之间,乡侯多在七百户至千户之间,极个别人,能在千户以上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,主要是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造成的人口凋敝和经济下滑。

  东汉末年人口凋敝的原因是战乱和饥荒。

 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,李傕等放兵劫略,攻剽城邑,人民饥困,二年间相啖食略尽。

  三辅地区在洛阳周边,这一地区是东汉王朝最发达的地区,是王朝的心脏地带。三辅地区数十万户百姓,上百万口人,在短短两年间,因为军阀的放兵劫略饥饿困乏,几乎全部死去。可见当时全国范围内,人口数量减少的速度和力度,是何等规模。

  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,人相食,乃罢吏兵新募者。

  天灾导致的饥荒,使一斛谷子卖到了五十多万钱,可知当时粮食缺乏到了何种程度。

  曹魏政权奠基的数十年中,辖区人口在500万至1000万之间,户数在80万至160万左右。考虑到曹魏全境只有这点人口,则其对食封力度之紧缩,就不言而喻了。

  人口凋敝,必然造成经济下滑。当全国各地无数旱田成为荒地、熟田成为旱田,当耕田人口锐减殆尽时,粮食——这个农耕社会的经济基础,丧失了;当一斛米需要五十万钱才能买到时,恶性通货膨胀——这个给予社会经济秩序最后一击的刽子手,出现了。这一残酷现实,逼迫曹操一改自秦汉以来实行的算赋和口赋制度,开创了户调制,使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驾齐驱,而自然经济的复活,正是社会经济下滑的重要反映。

  建安八年(204),曹操表天子,册封荀彧为万岁亭侯,食邑一千户。鉴于荀彧在曹魏政权里的地位和功劳,他的食封情况,是曹魏紧缩食封的代表。荀彧在曹魏建国之路中,地位已臻“相国之列”,功劳更在“功臣之最”,从初平二年(191)他效忠曹操起,曹操凡有征伐,荀彧无不出力。例如,在兖州倒戈这一曹魏建国初年最大的危机中,正是荀彧等人的坚守,才将曹操的事业从命悬一线中救了回来。又如,在官渡之战这一曹魏建国早年的存亡之战里,又是荀彧在曹操最艰难的时刻,给予曹操信心,让他坚守官渡不撤,最终顶住了袁绍巨大的军事压力。至于荀彧对平衡曹魏集团和东汉王朝的关系,如何呕心沥血数十载,皆老生常谈,不必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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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荀彧这样在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,也不过食邑千户,其它受封之人,就可想而知了。官渡战役期间,为曹操镇守南方大郡汝南、摆平大部分后顾之忧的李通,封建功侯,食邑二百户;为曹操平定北方立有大功,以“筹画所料”见长的郭嘉,封洧阳亭侯,食邑二百户;“算无遗策,经达权变”的荀攸,封陵树亭侯,食邑三百户;为曹魏屯田做出巨大贡献的任峻,封都亭侯,食邑三百户;即便如张燕这样的黑山军领袖,率领十万人投降曹操的大势力,也不过封安国亭侯,食邑五百户。当然,特例也有,比如张鲁。建安二十年时,曹操封张鲁为阆中侯(县侯),食邑一万户。这是因为张鲁常年经营汉中,根深叶茂,以及汉中作为曹魏和蜀汉的缓冲区这一重要的战略地位,加之张鲁主动投降,曹操认为他“本有善意”等诸多缘故。对地方军阀如此高规格的册封,当时只此一例。

  依据前文对曹魏建国期间境内人口数量的推测,则像荀彧这样食邑达一千户的汉臣(荀彧的官职是汉侍中),其一年的食封收入,便是五六千口百姓(东汉时期,每户平均五或六口人),一年上缴的“户调”、“田租(谷物,主要是米)”和“钱”数的总和。当时的租调情况:

  其收田租亩四升,户出绢二匹,棉二斤而已。

  据《吏民田家莂》所载,当时一户普通人家的耕地数量,大约为数十亩,如:

  朴丘士逢君,佃田十七町,凡七十六亩,皆二年常限。

  则荀彧一年的食封收入总数,约为谷物2000斛,绢2000匹,棉2000斤。而李通这样食邑200户的,一年食封总收入约为谷物400斛,绢400匹,棉400斤。曹魏建国的年代,一个普通成年人一年消耗的谷物总量,约为60斛,由此观之,这些受封之臣的食封收入,的确不多。

  食封制度重“搏获之赏”远胜“指纵之功”

  曹操上表汉献帝册封荀彧万岁亭侯的文书中,有这样一句话:

  臣闻虑为功首,谋为赏本,野绩不越庙堂,战多不逾国勋。

  曹操在这句话里,表达了文臣谋士出谋划策之功,胜过武臣将帅四方征伐之功的思想。“野绩”、“战多”与“搏获之赏”,对应四方征讨之“武事”;“庙堂”、“国勋”与“指纵之功”,对应出谋划策之“文事”。但若横向对比,会发现曹操此言,更多的是溢美之词。实际上,曹魏建国数十年间的册封情况,依然沿袭了汉朝的“军功爵”制度,册封的主要依据,是军功而非其它,而这一现象,与当时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。

  曹魏建国的年代,是战争频发的年代,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,数不胜数。从曹魏建国初年的建安元年(196),至建国末年的建安二十五年(220),不乏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汉中之战和夷陵之战这样的举国大战;如曹操与吕布、刘备、袁术们的军阀混战,更是不计其数。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,带兵打仗,就是家常便饭,就是每日的惯常生活;治理国家,则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,是奢侈之事。因此,按军功册封,不但是当时的趋势,更是当时的紧要,火线后方的出谋划策固然重要,但那些身在前线,手握盾戟,和敌人眼对着眼肉搏的将帅们,恐怕不能服气谋臣得到的赏赐,胜过他们。

  曹魏建国期间,大规模的册封,有三次。建安十二年(207),曹操荡平河北后,册封列侯二十余人;建安十三年(208),曹操占领荆州后,册封列侯十五人;建安十五年(210),曹操讨平马超后,册封列侯十一人。从三次册封的时机看,册封依据和主要对象,无疑是军功和武将。

  例如,李典的都亭侯,是他与乐进围剿高幹(袁绍外甥),击败管承,在曹操平定河北的重要战役邺城之战期间,立有战功而受封的;乐进的广昌亭侯,是追随曹操征战时,因为多次先登作战(率先冲入敌军中肉搏)有功而受封的;于禁自不必说,除了晚节不保,曹操几乎每场战斗都没少着他,封益寿亭侯。

  建安十八年(213),曹操进封魏公,当时的劝进者,都是曹魏政权的主要人物。其中绝大多数,如夏侯惇(高安侯)、程昱(安国亭侯)、曹洪(国明亭侯)、曹仁(安平亭侯),以及名气稍逊的刘勋(华乡侯)、王忠(都亭侯)等等,都因军功被册封。除军功外,也只有贾诩这样功劳很大的谋臣(说服张绣降曹;都亭侯)、钟繇这样准相国级的谋臣(与荀彧齐名齐功;东武亭侯),以及荀攸(谢亭侯)和董昭(千秋亭侯)这样凤毛麟角的“临阵决机”、“谋功为高”的谋臣,获得了册封。

  曹魏建国数十年,食封制度的情况和内容,都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形成的。乱世之中,天子尚且不能自保,何况百姓?曹魏的食封制度,形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,其象征意义,恐怕并不比实际意义小多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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